近日，世界数据组织在北京正式成立。作为全球首个专注于推动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的专业性国际组织，其成立标志着全球数据治理从“碎片化博弈”迈入“多边共治”新阶段，也充分彰显出我国参与数据跨境流动国际治理的积极步伐与责任担当。
当今世界正在加速迈入智能时代，数据不仅发挥着基础资源和创新引擎的作用，更是我国参与全球数字经济竞争、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载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积极参与人工智能、数字货币、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国际治理”。这为我国数据跨境流动指明了方向、定下了基调。
那么，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如何推动数据跨境流动更安全、高效、便利？近日，《证券日报》记者独家专访上海数据交易所副总经理李登高，围绕我国数据跨境流动的发展现状、未来趋势及企业实操路径展开深度解读。
我国数据跨境流动
机遇与挑战并存
近年来，在自贸试验区、数据交易所等平台的创新推动下，数据跨境流动正朝着更高效、更安全、更便利的方向加速推进。李登高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全国范围来看，当前我国数据跨境流动已进入政策、技术、产业协同发力的新阶段。
具体来看，一是政策逻辑发生根本性转变。随着全球竞争格局变化和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在数据跨境领域的政策思路进一步转向主动构建规则、主动拓展合作，通过建设性策略破解发展中的安全问题。
二是技术支撑能力显著提升。一方面，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极大提升了数据出境审核的智能化水平，改变了以往依赖人工审核、效率偏低的局面，审核时效和精准度大幅提高。另一方面，在政府部门推动下，我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等的跨境合作机制持续落地，跨境光缆、算力基础设施等加快建设，为数据跨境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底层硬件支撑。
三是产业需求呈现多点爆发态势。数据跨境需求已从传统商贸、物流领域，快速向高附加值产业延伸。李登高介绍，当前需求最为旺盛的领域集中在跨境金融与支付、生物医药、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文创动漫与数字内容、商业航天等领域。
在取得积极进展的同时，我国企业在数据跨境过程中仍面临内外多重挑战。李登高表示，从外部环境看，全球主要经济体加速构建以数据主权为核心的监管壁垒，带来一些突出问题。例如，规则碎片化，各国监管要求差异大、关键边界模糊，企业合规成本极高；市场准入门槛不断抬高，部分国家通过规则壁垒限制外部数据与服务进入。
李登高进一步表示，外部规则压力倒逼企业内部体系升级。一方面，企业必须针对不同国家建立规则库，并实时动态调整，以应对政策频繁变动；另一方面，单纯依靠人力已无法适配复杂多变的跨境规则，必须加大技术投入，通过智能化手段提升合规水平。同时，企业需要在产品设计、研发、输出、营销全链条，加强与专业机构合作，将合规要求嵌入商业模式与产品全生命周期。
从防守型逻辑转向
价值创造型逻辑
数据安全有序跨境流通，既是我国数字经济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必由之路，也是提升我国数字产业国际竞争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支撑。因此，尽管当前我国企业在数据跨境流动实践中面临挑战，但推动数据跨境流动规范发展的步伐从未停歇。
李登高表示，当前我国数据跨境流动的核心政策导向，已从过去的防守型逻辑，全面转向价值创造型逻辑，更加注重开放、合作、发展与共赢。这一导向的核心内涵，是在坚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持续扩大数字领域国际合作“朋友圈”，深化双边、多边规则对接与合作机制，推动我国从数据规则的被动适应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重要贡献者乃至引领者。
谈及相关政策的指导意义时，李登高表示，第一，发展策略从“数据出海”转向“算力先行”。过去我国更多强调数据本身出境，如今随着算力、网络、云计算、云存储等基础设施能力不断增强，国家层面明确推动“算力先行”。这一策略既能有效保障中资企业海外数据安全回流，又能将我国领先的算力技术与服务能力输出到发展中国家，从底层支撑跨境数据流通与数字经济合作。
第二，规则与执法体系从企业单边应对，转向国家层面司法协调。以往企业在海外遇到数据合规纠纷，往往需要独自面对境外监管与司法体系，应对难度大、成本高。未来我国将进一步加强国际司法协调与规则互认，通过国家层面机制为企业保驾护航，极大降低企业跨境合规风险与应对成本，为企业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第三，产业发展从分散参与转向集群化、生态化推进。政策推动相关产业集聚发展、抱团“出海”，通过产业链协同、生态化布局提升整体国际竞争力。集群化、生态化发展既有利于降低整体合规成本，也能形成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增强我国在全球数据市场的话语权。
第四，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推动业务做深做实。政策明确引导企业将人工智能、区块链、密态计算等新技术与数据业务深度融合，不再停留在简单数据买卖层面，而是向场景化、高附加值方向升级，推动数据要素真正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长新动能。
数据跨境流动
将进入黄金机遇期
政策描绘出清晰发展路径，我国数据跨境流动将迎来新一轮优化升级。李登高表示，展望未来1年至3年，我国数据跨境流动将进入模式创新加速、基础设施加快布局、规则话语权持续提升的黄金机遇期，一批新趋势、新赛道、新模式将加速涌现。
第一，流通模式从传统数据出入境，转向“两头在外”新模式，即通过在境内外分别建设数据中心和政策沙盒，实现两国或多方规则在沙盒内对接适配。在此模式下，跨境流转的不再是原始数据，而是训练好的模型、算法和服务，这能够从源头降低数据出境合规风险。
第二，基础设施先行“出海”，算力成为跨境合作重要抓手。我国将加快在全球南方国家布局算力、云计算、云存储、网络等底层数字基础设施。这类基础设施投入本身不涉及数据流动，却能为合作国提供技术支持、创造就业，同时为中资企业海外数据回流提供安全、稳定、可控的技术条件。
第三，全球数据治理话语权稳步提升。话语权提升的底层逻辑，是国家综合实力与技术、模式的领先。当前，越来越多国家出于数据主权保护与对冲单边主义的需求，主动选择与我国在数字基础设施、技术、标准等领域合作。
面向广大希望参与数据跨境流动的企业，李登高结合实践经验，给出三点具体可落地的建议。首先，尽快搭建针对不同国家的规则库与规则地图。面对全球规则碎片化、动态化的现实，企业仅凭自身力量难以全面掌握各国政策。其次，加大技术投入，推动合规管理智能化。国际规则变化速度快、人工响应效率低、误差率高，企业必须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合规自动化、智能化。最后，深化产品与场景融合，走深走实跨境业务。企业应把合规要求嵌入产品设计、研发、生产、营销全流程，实现商业模式与国际规则的同频适配，真正在全球化浪潮中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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